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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创业后,我开始爱上上海

2019/10/22 9:13:46

秦朔:创业后,我开始爱上上海

 

今年6月7日,我写了一条微博,“在新闻一线奋斗了25年后,我内心有种强烈的驱使,希望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商业文明研究,推动中国商业文明的进步,并进行自媒体的新尝试”。8月28日,上海那拉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拿到营业执照,算是正式开工了。

 

世界上最有魔力的名词,除了爱,也许就是朋友。感恩朋友们的关心,10月16日,微信公号秦朔朋友圈上线;11月22日,复旦大学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揭幕,两方面都开了局。

 

我爱广州爱广东

 

作为一个创业者,5个多月时间,我深切体会到“做成一件事,胜过争论一万句”。从1990年到广州,珠三角敢想敢闯又脚踏实地的精神,对我影响至深。

 

2000年,为纪念在广州生活十周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广州,广州,我眼中的广州》。开头是这样的:

 

“广州并不是我所喜欢的城市,为着它的城市风貌:噪声、污染与杂乱;但广州却是我所热爱的城市,为着它的精神价值:那像海一般的市场包容,那像空气一样的选择自由。在我看来,广州并不是中国最有文化的城市,但却是文化最开放的城市。包容比金钱更重要,自由比花儿更美丽。尽管我不断地抱怨它,但它始终接纳着我,认定着我。我对广州的现状并不满意,但却经常感动于这座城市对批评的承受能力。在我去过的那么多地方,很少见到像广州这样,当外地人小心翼翼地对本地人说起它的脏乱差时,本地人不仅不介意,还会加入批评的合唱。他们真实,率直,言语朴素,但他们不爱广州吗?不,假如你让他们离开广州的话,他们马上会说‘打死都不去’。”

 

我可能是在广州的媒体总编辑中批评广州最多最厉的之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我写的《标致乙烯纪念碑》),但也是被广州给予了最多褒奖的媒体人之一(从广州市优秀中青年新闻出版工作者第一名到省劳模)。还记得因为写《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渴望》被投诉,不少人打电话到《南风窗》问总编辑还是不是秦朔,当时一位市领导找我到他办公室,说:“你别那么书生气好不好,书记已经批示了,叫你写个东西,你还非叫《情况说明》,不是自找麻烦?《检讨》一下有什么关系呢?”感念今天已是省领导的他,批评我的少不更事,用的却是商量的语气。

 

“总教长作岭南人”,我会永远爱广州,爱广东。

 

喜欢容易爱很难

 

2004年我到上海参与创办《第一财经日报》,记得我们全家“连根拔起”从广州迁沪后,插班到小学三年级的女儿一开始很不适应,因为她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小学住读时,一日四餐吃的特别好,而且比较自由。浦东的学校管的严,吃的一般,她经常抱怨不如“外校”。

 

有天我问女儿,你能不能找到一条理由,觉得上海比广州好呢?她想了想,“我看上海街上的坏人比较少。”当然,今天广州大变样了,这座“江山之城”不仅有“小蛮腰”的妩媚,居民安全感也大大提升了。

 

就因为安全感这个至为简单的理由,女儿坚持了下来,慢慢爱上了上海。而思想比较顽固的我,多年来别人问我对上海怎么看,我总是含含糊糊,“挺好的,特别是女人没有哪个不喜欢上海。”喜欢是容易的,而爱这个字,很难说出口。

 

开始爱上海

 

我开始爱上上海,恰恰是辞职创业后这几个月。

 

我在各地跑,在各种各样的比较中,突然意识到,上海和我1986年来读大学、2004年来工作时相比,已经成长了N个光年,进化了N个世代,我说的不是物质表象,而是建立在巨大的包容性、开放性之上的新精神气质。

 

今天我真正开心的,不是在上海能找到意大利餐饮的聚集区,或者在某个咖啡店喝到和巴黎某家咖啡店一模一样的咖啡,而是在上海能碰到那么多精神上、知识上、创业上的知音,一起碰撞砥砺,让思想和创意汇通。他们有的今天从纽约飞来,三天后再飞东京,有的周间在香港周末在上海。像马明哲先生这样的,每周上海和深圳平分时间,已经多年。他对我说,“海外的朋友们来,我带他们去一些上海小店,吃的真好,比香港还好。”还有像刘永行先生这样经常出差的,说,“从上海,飞北飞南飞西距离都差不多,金融安排也很方便。最好的是,再大的老板在上海也就像一条鱼在深海里,无声无息,这种不被打扰的安静太重要了。”

 

在外地人看来,上海是精致的、精明的、规范的、法治的,而我觉得上海的最大优点可能是,她越来越呈现出“海”一样的容纳力,吐故纳新,百川汇海。我住在浦东,晚上有时在世纪公园外跑步,不少朋友跟我打招呼,全是普通话。现在有些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的孩子也不会说上海话,以至于如何保护上海方言都成了问题。这种变化太大了,我们可能都低估了这些年的开放包容带给上海文化的深刻影响。

 

属于上海的新风口

 

创业后我建了一个上海新媒体探索者的微信群,不久前有一天,我在里面对吴晓波说,隐约感到上海的新媒体很有可能出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的情况。当时有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有《申报》,有电影公司,有韬奋的《生活》,有图书馆、博物馆,群贤毕至,群星闪耀。正把事业重心从杭州迁往上海的晓波说,是啊,明显感到风口很大,看我们能不能抓住。

 

这是属于上海的新风口。风从东方来,潮起于上海。全球视野,中国复兴,财富涌动,创新无限。和西八区的纽约、零时区的伦敦隔着同样时间的上海,正屹立在一个新商业文明、新经济文明、新金融文明、中国新文明的风口上。正如近现代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上海不仅是文化码头也是文化源头,我预测,未来的上海将是全球性的工商业文明中心和文化风尚策源地。

 

好几年前,我去陆家嘴的渣打银行大楼,和他们的首席信息官交流手机银行问题。那是一个澳大利亚人,一家都迁到上海。他兴致勃勃打开手机,给我看了一段视频,是他美丽的小女儿正在陆家嘴中央草地上奔跑。突然,他指着楼下的那块绿地说,This is the centre of the world. 我以为听错了,问,of the Asia?他确定地说,of the world.

我比他后知后觉了几年,但我还是——不仅喜欢,而且爱上了上海。

 

水系城市与外滩租界

 

11月22日下午,在东外滩的“翡丽甲第”,东方希望董事长刘永行、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汇付天下董事长周晔、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和我共同见证举行了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的揭幕,并且以“重归商业源头:与文明同行”为主题,各抒己见。

 

纷纷甲第连云起,星耀名门照浦江。100多年前,“翡丽甲第”所在的这块区域,是上海织布局、上海机器造纸局、恒丰纱厂等最早一批近代工业企业的诞生地。今天站在“翡丽甲第”眺望对面,则是陆家嘴金融城起伏的天际线和流光溢彩的外立面。

 

说到外滩,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租界、万国博览会、十里洋场以及周润发演绎的《上海滩》。昨天我在绿房子参加“提升上海城市文化内涵”专家咨询会,刚好和著名学者陈燮君邻座。他说,上海是一座有江河、湖泊、港湾且临海的典型的“水系城市”,这对上海的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影响非常深远。历史上看,正是苏州河、黄浦江使得上海的工业文明在全国率先突起,比如,“不要以为江南造船厂只会造船。中国最早的水上飞机产自江南厂的水上飞机库,中国炼钢‘老大哥’也非江南厂莫属。”通江达海的优势,使上海在近代西方冲击到来时,有着最快的自我调整和吸收反馈的速度。

 

外滩与租界的确是上海开埠后的标记,近代上海的政经大幕最早也是在租界基础上拉开。为安置鸦片战争后陆续到沪的西方外交官、传教士和商人,1843年上海道公布的《上海土地章程》中规定:“将洋泾浜(今延安中路)以北、李家庄(今北京东路附近)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以为建筑房舍及居留之用。”是为租界之始。到 1849 年,英美法三国的租界面积已超过上海旧城区域面积(古代上海县),在租界内中国人的主权逐步丧失,租界如“国中之国”,“商埠之上海乃成为租界之上海矣”。(姚公鹤《上海闲话》)

 

工业文明的血液

 

站在唯物辩证法的角度,虽然外滩和租界是旧中国丧失主权的殖民化符号,但因贸易开放,它们又确实带动了整个工商业的发展。租界设立,洋行开设,仓储物流遂起,“各货聚世”的场景让上海人迅速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

 

我对上海近代商业文明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外滩和租界。在我心目中,另外一条线索也许更加重要,就是在这块近代工业发祥地上流淌着的工业文明血液。

 

按照陈姝《清末上海工商业的发展与近代城市空间的形成》的归纳,上海开埠不久,先是外商开办船舶修造厂、面粉厂、酿酒厂、制药厂、印刷厂等等。及至19 世纪60年代,洋务派开启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近代企业之先河。1985 年,李鸿章创办中国近代第一个军工厂“江南制造总局”,当时这个厂有员工2000多人,厂房面积70余亩,包括气炉厂、机器厂、熟铁厂、木工厂、火箭厂等多个分厂,专业化分工已相当明显。到19 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如发昌机器厂、建昌铜铁机器厂、邓泰记机器厂、高记木厂等纷纷出现。再到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已经基本形成,机器大生产基本代替了手工业生产。

今天当我站在东外滩,想到“报国济民”的那代实业家的故事,如陆费逵(中华书局)、刘鸿生(火柴大王)、叶澄衷(五金大王)、荣氏兄弟、冼冠生(冠生园)等等,还有虽然创业不在上海,但与上海也有各种因缘际会的张謇、卢作孚等等,觉得这才是中国民族企业的正源正道。荣德生在哥哥荣宗敬60岁生日时说:“精神才是立业之本,家兄一生事业靠的就是充实的精神。”求仁得仁,向善得善。

 

一个多世纪的滔滔江水,早已将历史封存为图书馆里的记忆。每当我看到现实中各种榜单上的“速成富豪”,看到其中相当多的财富主要来自于中国经济主升浪下的资产重估(如房地产和矿业);来自转型经济中的“价差寻租”(资产资源的价差、转轨转制的价差、国有产权改制和土地财产转移的价差、项目审批与优惠政策的价差、知晓政策信号早晚的价差、管制与特许权消散过程中的价差),而这些富豪依然自我感觉良好、以为是天降大任给自己的时候,我就觉得,在中国,富豪常有,有企业家精神的富豪不常有。

 

这固然有“制度型原罪”的因由,但相当程度上和富豪们那种“理想再大大不过钱眼”、热衷机会主义和政策套利、因利害义的积习有关。他们中真正了解中国企业家的血脉正源和文明正途、并从中获得教益和激励者,太少了!

 

爱文明,爱正道

 

好在总有一些力量让我们充满希望。在“翡丽甲第”举行的商业文明论坛上,我们听到的,都是走正道的黄钟大吕之声。

 

我听到了周晔描绘的新金融生态圈图景。他说,虽然金融压抑(Financial Repression)在客观上为新金融市场快速增长积蓄了巨大能量,但如果没有创新、开放、进取、变革、合作的企业家精神,不善于利用大、云、平、移、端等各类新技术,新金融不可能成功。

 

我也听到了汪建描绘的基因科技造福人类的图景。“中国在过去的发展状态中很少有引领性发展,都是跟随性的,我们这几年没有跟着别人走,是牵着别人走。”正是靠这种自信和创新,华大不仅成为在《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论文最多的中国科研机构,也已是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公司,并且依然在迸发着各种鲜活的创意。

 

我还听到了我心目中的“大陆经济之神”刘永行的声音,“从2011年开始,东方希望集团在新疆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投入数百亿元,初步打造了一个特大型的沙漠商业文明、重化工产业集群和循环经济生态。叫文明就不只是一个简单产业,我们希望把它打造成为非常独特的、有长远生命力的、能够为国家经济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做出贡献的产业,也完成我们自己毕生想追求的事业。”

关于刘永行,我还想多说几句。

 

16年前,我邀请刘永行在广州演讲,他说“东方希望最不可替代的价值,是‘诚信、正义、正气’的企业文化,就是要抗击 ‘世俗的文化’”。他还说,“财富只是符号,关键是看你拿来做什么,还有就是它是否适合于你。从股票二级市场上得来的钱不适合于我,我良心过不去。而且我觉得它不安全,如果我也从二级市场上得到几十个亿,我会很害怕。”

 

“真正的财富是建立在实业、产品经营的基础上的,通过资本市场的放大,使得它集中到优势企业手上,让优秀的经理人来掌管,使它增值更快,从而为股东和社会创造价值。我们现行的股市是背离这个原则的,所以一定要调整。不调整就会出现一种谬论:赌博可以成为社会价值增加的源泉。现在一些公司一上市就乱投资,厂长经理们拿到钱以后地位高了,腰杆硬了,知名度高了。桑塔纳换成凌志甚至大奔,出国考察,建办公大楼,盲目投资,1000万我就可以做好的,他投3个亿,一些大股东甚至把上市公司变成自己的财务部。把钱提走固然可怕,更可怕的是把钱稀里糊涂地变成固定资产,这些钱一旦‘固化’就基本上意味着退不出来了,现金流就有断裂的危险。”

 

这是十多年前的话,今天过时了吗?

 

在上海这样经济金融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刘永行的话未必合意、合时宜,但我觉得他说的非常中听。赌博不可能成为社会价值增加的源泉。要真正为社会创造价值,就要秉持诚壹之道和创新精神,不走投机套利的旧路。

 

刘永行之道,就是我心目中做企业的正道。正道就是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之道,无论对个人还是企业,正道就是光明之道。

 

东外滩,这是历史的江流,这是传统的延续,这是充满活力的湾区,这是无边创新的经济。这是一个为未来而奋斗的命运共同体。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当代人的活动赋予历史以新的意义。如果说,120年前的东外滩点燃了工业文明的火把,诞生了中国第一家发电厂、第一家煤气厂、第一家水厂、第一家纺织厂,且规模俱为“远东第一”;今天,以大连路研发总部聚集区为基础,东外滩试图打造的是最大的科技孵化器和创新人才高地,以及超越六本木的综合服务体。东京的六本木,因江户时代有六个姓氏汉字皆含“木”的家族居住而得名,但其真正蜚声世界,是2003年之后演变成充满美学色彩的复合服务带。从工业文明到商业文明,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东外滩“命犹存而运不同”,端赖新的创意和实践。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百年恒远的功业,靠的不是巧,不是术,是德,是诚。到上海15年之后,在“用希望连接生命与生命”的创业探索中,我似乎清晰地听到了些什么。不只是江声,更是与文明相关的那些新使命。